我之所以要在電影《撞死了一只羊》下線很久之后才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我并不想去蹭這部電影的熱度。我在這篇文章里想說的,或許與這部電影無關。
        在我看來,作為一部小眾的文藝片,電影《撞死了一只羊》是拍得非常不錯的。萬瑪才旦緊緊抓住人性,將人面對一只羊的死亡以及面對一個殺父仇人之間的故事娓娓道來,結局令人感慨、深思。這部電影或將成為萬瑪才旦導演生涯的經典之作。
        在我看來,電影《撞死了一只羊》之所以拍得如此之好,是因為有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殺手》作為基礎。雖然電影《撞死了一只羊》取材于萬瑪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和次仁羅布《殺手》兩個短篇小說。但沒有短篇小說《殺手》,也就不可能有如此經典的電影。
        對于次仁羅布的小說,我愛《殺手》的程度超過了他獲得魯獎的《放生羊》。次仁羅布寫的小說并不是很多,但在我看來,《殺手》是他小說創作的一個高度,他將筆觸深入到自己最熟悉的民族,將藏民族的人性刻畫得入木三分,在藏族文學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
        《殺手》講述了一名康巴殺手尋找殺父仇人整整十三年的故事,他像一個乞丐,走遍了整個西藏。從他坐上“我”的貨車開始,作為殺手的“惡”就暴露出來了,“我”問康巴殺手去干什么?康巴殺手直言說:“去殺人。”“我”說:“你真幽默”時,康巴殺手把掉落到額頭上的幾根頭發用手指塞進頭發里,目光盯著前方說:“你不相信,那我也沒有辦法。”這樣的細節描寫,次仁羅布覺得還不夠,為進一步突出康巴殺手人性的“惡”,他又寫道:康巴殺手咬牙切齒地說:“我都可以耐著性子等十多年,還計較這短短的半天一天時間?”接著,次仁羅布又寫道:康巴殺手在山后磨刀,這是殺手要準備殺人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次仁羅布對“磨刀”這個非常重要的細節淡然處理,將大量的筆墨用在“羊倌”身上。這是次仁羅布創作的高明之處——以虛寫實,讓我們從羊倌“無意義”的講述中,再次讀到康巴殺手人性的“惡”。遺憾的是,萬瑪才旦在電影《撞死了一只羊》中,將這個細節處理掉了。
        十六年前殺害他父親的仇人瑪扎找到了,刀也磨好了,康巴殺手最終卻沒有殺掉殺父仇人。為什么?因為康巴殺手人性的“善”。次仁羅布在處理康巴殺手“善”的細節上,用了兩次“流淚”:第一次流淚,是康巴殺手在茶館里聽到殺父仇人瑪扎的準確消息后,“眼里突然淌出淚水,哭了起來……他說:“終于尋到了!”康巴殺手的“流淚”并不僅僅是因為十三年的尋找而激動,還因為他人性中的“善”——殺手也會流淚。有了第一次“流淚”作為鋪墊,康巴殺手的第二次“流淚”就是面對殺父仇人瑪扎了。這個細節,次仁羅布仍是“以虛寫實”的手法,以“我”的身份再現康巴殺手“流淚”場景的:先是陪同父親瑪扎到寺廟轉經的一個四歲小男孩子回來了,康巴殺手一定像“我”一樣,感到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呼吸急促起來。接著,瑪扎“上場”了,這人身子已經彎曲,頭發有些花白,額頭上深深淺淺地布滿了皺紋。原來,瑪扎自從殺了康巴人的父親后,一直處于自我贖罪之中,才五十多歲,卻已經很顯老了;每天到寺廟轉輕,還帶著自己的兒子……面對這樣的場景,再一次深深地觸動了康巴殺手人性中的“善”。于是,他坐了一會后,哭著走了。
        我之所以大篇幅地解讀《殺手》,就是要告訴大家,《殺手》向我們呈現了真實的藏民族,即人性的“惡”與“善”。
        而在現實生活中,藏族人性的“惡”與“善”是非常鮮明的。藏族人牛高馬大、敢做敢為,如與他有仇、有惡,即使天涯海角,即使十年二十年,也要找到你“報仇”——如短篇小說《殺手》的那個康巴人。但是,如果藏族人對你好,他們會恨不得把心都掏給你。又比如那些三步一磕頭、千里迢迢到拉薩、岡仁波齊的朝圣者,還有在大昭寺磕長頭的信徒,他們這樣做,大多是為了祈求上天風調雨順、世界和平。這種堅定的信仰讓我們看到他們心中的“善”。
        再回到次仁羅布的短篇小說《殺手》上來。次仁羅布如果寫到“我”走出瑪扎的雜貨館,這篇小說也完全可以結尾了,也可以成為一篇關于藏民族人性的好小說。但是,次仁羅布之所以能成為優秀的作家,他覺得僅僅寫出“真實的人性”是不夠的,還需要“人性的救贖”。
        瑪扎曾經是一名殺手,他需要救贖!他在十六年前殺害了康巴人的父親,這是“惡”。但自從殺人后,瑪扎一直處于被救贖的邊緣,并為此付出了代價:“身子彎曲”“頭發花白”“額頭上深深淺淺地布滿了皺紋”……見到陌生人,便以為是來尋仇的,“身子向后傾斜,眼睛睜得如同一枚銀圓,口吃地問道:“你、你、你是、是……”臉一片鐵青,嘴唇抖動。瑪扎知道,他殺了人,這可不是殺了一只羊那么簡單!于是,他每天帶著兒子去寺廟轉經,去贖罪!
        康巴殺手是被自我救贖的,曾經的殺手瑪扎是被“我”(也可以說是作者次仁羅布)救贖的。這是人性的救贖,是次仁羅布挖掘藏民族人性的一次大膽嘗試。次仁羅布的作品如《朝圣者》《阿米日嘎》《神授》《綠度母》等,包括他獲得魯獎的作品《放生羊》,在藏民族人性的“挖掘”上,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索。
        說到藏民族文學的小說創作,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扎西達娃。盡管扎西達娃這十多年來再沒有創作小說,但他仍是藏民族文學小說創作的一面旗幟,不管藏民族文學的小說創作如何發展,“旗幟”就在那里,不增不減。
        在扎西達娃之前,藏族文學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的。扎西達娃不僅寫出了藏族文學史上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小說,而且是西藏“魔幻現實主義”小說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編者按:藏族文學的小說發軔于公元七世紀)“魔幻現實主義”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興盛起來的一種文學流派。新時期以來,西方各種文學流派陸續被介紹到西藏,而藏族文學唯獨對拉美的“魔幻現實主義”一拍即合。并逐漸形成了西藏“魔幻現實主義”的獨特風格。扎西達娃的作品如《系在皮扣繩上的魂》和《西藏,隱秘歲月》等等,至今讀來,仍可堪稱名篇名作。《西藏文學》于1985年第6期推出“魔幻小說特輯”,刊發了《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幻鳴》《沒上油彩的畫布》《巴戈的傳說》等小說,顯示了西藏新小說創作蓬勃發展的勢頭,引起國內外文學界的廣泛關注。
        但是,有一點必須明確:扎西達娃和次仁羅布,兩人的小說風格是不同的。
        扎西達娃的小說,向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的西藏;次仁羅布的小說,則向我們還原了一個真實的藏民族。說直白點,以扎西達娃為代表的老一代藏族作家,寫的是西藏這片土地;以次仁羅布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作家,寫的則是西藏這片土地上的人。
        最后再回到電影《撞死了一只羊》上來。電影出來后,我專門搜索了萬瑪才旦的短篇小說《撞死了一只羊》來看,就這個短篇,是不夠拍電影的素材的,但萬瑪才旦是有慧眼的,當他看到次仁羅布的《殺手》,一下子就找到了這部電影的魂!作為藏族的他,也是善于講藏族故事的。他讓兩篇小說的細節以電影的方式互補,通過對藏民族人性的挖掘,喚醒、照亮、激活藏民族生命體驗中的感知和記憶,讓藏民族發現自己或自己的“另一部分”。
        西藏是一個寶藏,等待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藏民族作家去發現、去挖掘、去提煉。文學即人學,我們有理由期待,以次仁羅布為代表的藏族作家,一定會沿著他們的道路,在文學創作中既保持藏民族的屬性,又實現藏民族的責任,寫出真正屬于藏民族的文學作品。

 
原刊于《西藏日報》2019年10月8日
  
        茂戈,本名陳茂興,四川眉山仁壽人。曾在軍旅22年,轉業前為西藏軍區文工團文學創作員,刊發作品三百余篇(首),著有詩集《雪域兵謠》《西藏在上》,長篇小說《陷入精神病院的詩人》《雪葬》等。獲全國全軍獎三十余項,作品多次入選年選、收入文集等。
        次仁羅布,藏族,西藏作家協會副主席,第七屆茅盾文學獎評委。1986年西藏大學藏文系畢業,藏文文學學士。大學畢業后,先后在西藏日報社和西藏文學編輯部工作。小說《殺手》獲西藏第五屆珠穆朗瑪文學獎金獎,入選“2006年中國年度短篇小說”和“中國小說排行榜”、入選《21世紀中國當代文學》(英文),并被翻譯成韓語;短篇小說《放生羊》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界》獲第五屆西藏新世紀文學獎;小說《神授》獲2011《民族文學》年度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