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太加第一次接觸電影,是在小學三年級。那是在一個沒有電的地方看露天電影,松太加聽不懂電影里在講什么,問旁邊的牧民,他們也聽不懂。當看到閃閃發光的五角星出來后,他想:“哎呀太好了,這個肯定會變大!”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那是八一電影制片廠的廠標。

       不曾想,當年那個懵懂的小男孩,如今已是一位大獎傍身的電影導演。

       今年,松太加的第三部長片電影《阿拉姜色》斬獲第二十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和最佳編劇獎。10月份,該片在全國院線上映。

       令人遺憾的是,這部獲得大量業內人士推薦、載譽而來的藝術電影,從第一天起排片就不到1%,很多觀眾反映想看卻找不到放映的影院。最終,《阿拉姜色》公映8天,僅收入票房200萬元。期間雖有很多電影人、媒體人自發奔走宣傳,呼吁提高排片,但也無濟于事。

       松太加透露,《阿拉姜色》總投入六七百萬元,加上發行,共投入1000多萬元。網絡版權、電視版權、航空版權如果都能賣出去的話,加上200萬元票房,他希望能夠收回成本。

       這一步邁對了

       松太加成長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上學時,放映隊定期在各個牧區的小學里流動,松太加每天都盼著他們來。因為人小,看電影的人又多,常常擠來擠去就被大人們擠出去了。后來他就發現了一個秘密——銀幕背后也可以看,不過是反著看,好在不擁擠,可以躺在地上看。

       因為好奇,小小年紀的松太加經常觀察放映員怎么接發動機、怎么加油,他還找來膠片研究,“拿著對著太陽看,心想怎么能所有畫面都一樣呢,那時候還不明白24格的原理。”松太加笑道。

導演松太加

       很快,松太加身體力行,搗鼓起“幻燈片電影”來。當時松太加寄宿在學校,一放假就到學校的垃圾堆里找玻璃碎片,洗干凈用鋼筆將小學課本上的圖案描到玻璃上,再把寢室窗簾拉上,他戴著有松緊的小帽子,在帽子上接上很多小燈泡,用它將玻璃上的圖案投影到墻上。

       “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來看。因為要買電池,我還收票,一毛錢一場。小朋友們都帶著錢過來,我室友就負責擋在門口收錢。投影只有畫面沒有聲音,聲音都是靠我自己用嘴喊。”說起這段少時趣事,松太加依然很興奮。

       等到松太加上初中時,正值電視興起、電影日益沒落,縣里的電影院都不放電影了,紛紛改成了錄像廳,要么變成賣服裝、做展銷之類。松太加于是整天泡在錄像廳里。“為了吸引觀眾,常常這邊放香港黑幫片,那里放藏語武打片,小鎮里所有聲音都揉在一塊,觀眾們抽著煙嗑著瓜子擠在一起。”

       那段時間雖然看了不少電影,但松太加真正接觸好電影,是在到北京電影學院之后。

       侯孝賢將他領進了好電影的世界,在北京電影學院看完《風柜來的人》,他恍惚了一個星期。慢慢的,他還進入了伯格曼、楊德昌等大師的電影世界。那時,他已經年近30歲。

       松太加從小學畫畫,大學畢業于師范大學油畫系,畢業后在家鄉的文化局工作。當他決定要辭掉“鐵飯碗”去“北漂”學電影時,從家人到同事、朋友,沒有一個人支持他。只有他的妻子例外,她對他說:“天天說這個,那你就去學唄!養活不了自己,我養活你!”

       “在他們心中,電影太神圣,距離我們太遠了,都覺得是我從小家庭條件比較好,不夠懂事。我坐著綠皮火車來北京,躺在臥鋪頂層,不由懷疑自己這個選擇到底對不對,一晚上根本睡不著。”不過,在北京電影學院呆了一個月之后,松太加就非常確定自己要的就是這種感覺。他很慶幸,這一步邁對了。

       “我的每個劇本都是從人物開始”  

       雖從小喜愛電影,但當上導演,卻是松太加始料未及的。用他的話來說,更像是半推半就、時事造就。

       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進修班畢業后,松太加與另一位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合作,負責電影《靜靜的嘛呢石》的美術、副攝影,以及《尋找智美更登》《老狗》的美術、攝影。

       2011年,松太加推出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太陽總在左邊》。對他而言,這算是歪打正著拍的一部作品。腦海中有這個故事后,他把劇本寫出來,壓了很長時間才敢拿出來。不料對方看后很是激動,立即投了100多萬元。

       在藏區拍攝電影成本相對較低,加上多年從事電影工作積累下來的資源,松太加用25天時間順利拍出了這部處女作。令他沒想到的是,作品受邀參加眾多電影節電影展,并獲得多個電影節提名和獎項。

       即便如此,他也并沒有打算就此要當導演。他覺得導演就像包工頭,什么都得自己來,實在太累,他還想著回去做攝影師。只是這時,以前合作過的導演就不答應了,他們不再找松太加做攝影師,對他說:“你已經拍得這么好,還是繼續當導演吧。”

       近乎失業的松太加為了養活自己,只好又逼著自己開始寫劇本、做導演。“剛開始我特別怕,但沒辦法,逼著讓我干這個。”松太加笑道。

       第二部長片電影《河》是在2014年拍的,斷斷續續拍了40多天,花了七八十萬元,都是松太加自己投的,他將《太陽總在左邊》的獎金用在了這部電影上。

       松太加說,《河》是他從攝影思維到全方位的導演、編劇思維學習的一個過程,中間用了好幾年時間。《阿拉姜色》則是他真正意義上從攝影到導演的轉型作品。轉型后創作速度就快了起來,去年剛拍完《阿拉姜色》,今年松太加已經完成了第四部長片《拉姆與嘎貝》的拍攝,正在做后期,預計明年上映。

       創傷修復、家庭情感是松太加所有電影中的母題。《太陽總在左邊》是失手殺死母親的兒子的自我和解,《河》中有三代人的情感糾葛,《阿拉姜色》被一部分影迷認為是中國版的《小偷家族》,探討了非血緣關系的家庭成員之間的愛,而還在做后期的《拉姆與嘎貝》也關乎婚姻、家庭。

       松太加成長于一個健康溫馨的家庭環境中,通過電影創作去追問和解決自己的問題,對他而言并不成立。探討情感問題似乎是他一種自覺的選擇。

       “每次寫劇本都很發愁,腦子里面太復雜,這個也想探討那個也想探討,概括不了。一口氣寫完之后,再對比之前作品,才發現有類同性,就像是黑暗中找一束光的感覺。”

       很多導演創作故事,都有明確的結尾作為目標,人物和出發點為結尾服務,像推演一個公式。松太加不是如此,他寫劇本的時候是不清楚的。

       “我的每個劇本都是從人物開始。我知道有兩個人物,我要尊重他們每個人的情感、選擇、取向、愛好,但我不知道故事會怎么發展,怎么來和解這個事。要寫到三分之二時,才隱隱約約看到一個結尾。”

       也因為如此,松太加每次開始劇本前都要找到演員,他說,如果沒有這個演員,劇本就難以推進。“《阿拉姜色》寫的時候就是按照主演容中爾甲寫的,但寫之前他不知道,寫完后我才告訴了他。提前選定演員,還能有機會在劇作上補救對方的很多東西。”

       電影中有一場戲是女主人公死后,男主人公打開她的行李包,發現里面裝著的是妻子前夫的骨灰和他們的合照。松太加認為這個情節特別復雜、特別炸,當時他問攝影師,如果是他這時會怎么做,攝影師說他會將行李踢到河里去。在電影中,男主人公則是超越自己,他要接力妻子,完成她前夫的遺愿。

       “每個人的選擇都沒有絕對對錯,沿著一個路口左右展開會有不同的結果,這就是一個男人的復雜性。”松太加說,“我將解讀的自由留給觀眾,讓觀眾在黑暗中感受電影并用自己經歷去思考。這是一種尊重。我希望在電影中探討展現更復雜的世界,而不是給一個明確的價值觀傳達。”

       看過松太加電影的人,一定會對他電影中的小孩印象深刻。大家都說他抓的小孩太準了,他自己則相信這就是緣分和一種直覺。《河》中的央金拉姆被影迷們譽為“小周迅”,央金拉姆還憑借此片獲得了第二十三屆北京大學生國際電影節最佳新人獎。松太加表示,他是找到央金拉姆這個演員后,專門給她寫的劇本。

       尋找《阿拉姜色》中的兒子“諾兒吾”時,他的團隊去了很多當地學校,拍攝的小孩照片貼了整整一面墻,松太加卻一個都沒選中。

       “都是可愛的,眼睛大大的,氣質不對。但什么樣是對的,他們沒有概念。我就帶著他們轉了三四個學校,當時一眼就看到賽卻加(諾兒吾飾演者),樣貌并不突出,站在其他孩子后面,眼神執拗,我說就是他了。他們說試一下,我說試都不用試,就是他。”

       諾兒吾是一個父親去世、母親再婚,被寄養在舅舅家的孩子,成長脈絡決定了他對世界有著一種內在的仇恨,松太加要的就是他這執拗的眼神和氣質。

       松太加不用副導演和執行導演,講戲全部都是自己來。對于兒童演員,他就一對一跪著給小孩講戲,給他們做示范,讓他們模仿。“如果選的小孩氣質符合,將優勢發揮到極致就可以。尤其在沒有臺詞的情況下,演員的眼神必須到位。”松太加說。

       學會隱藏

       克制、隱忍是松太加執導作品時一貫的風格,在《阿拉姜色》中尤為明顯。“視聽力量和構架要有,但比起外化,我更愿意讓它守在里面,內化的力量更能打動人。”

       拍攝過程中,松太加反復跟攝影師說要藏起來,淡化風光,但攝影師總是拍著拍著又跑偏了。同為攝影出身,松太加很理解他這種第一次看到藏地美景,拍起來控制不住的情況。

       于是有一天,松太加將攝影師叫到監視器旁邊,把素材理好后給攝影師看。他看完,喝了幾口酒,跟松太加說:“導演,這些鏡頭我們重拍吧。”松太加笑道:“看到素材,他就明白為什么了。”

       攝影上除了要藏起來,還要避免陷入規則之中。松太加認為自己拍《太陽總在左邊》時犯了攝影師的職業病,追求強形式感,使力量外化。《阿拉姜色》的攝影是他比較滿意的,章法不是沒有,但形式感已經打磨進去、藏起來了。

      不過,他也擔心陷入另外一種規則的可能性。“有時候,刻意追求某種東西,就有可能掉到一個東西里頭。比如《阿拉姜色》一場一個鏡頭,為此我犧牲了很多東西,我覺得也不是太好。自然,不要被概念框住是最好的,但自然有時候會欺騙人,要不斷去摸索,不同的故事對自然的形式要求也不一樣。攝影機的參與要有呼吸,觀眾的情緒才能跟著走。”松太加說。

       《阿拉姜色》的剪輯基本每一場都是一個鏡頭,沒有刀口,松太加要的是節奏的氣韻。著名剪輯師周新霞看片后盛贊他的做法,她表示現在很多人剪動作、剪光線,但其實把握氣韻變化是更難得的。

       “機位多、刀口多的話瑕疵可以補,兩三分鐘沒有刀口是很危險的,從調度、表演到運鏡都難了很多。”松太加說,“如何把握氣韻,我覺得還是克制和含蓄。容中爾甲轉過去面對水泥墻那場,不用非得看見眼淚,大家也覺得很感動。我在微博上收到很多留言,說《阿拉姜色》黑場后,觀眾都發呆一段時間再慢慢離去,黑暗中剪頭發的聲音,‘喀喀喀’剪到觀眾心里去了。”

       自然的聲音,在松太加看來也是最好。如果完全按照個人喜好,他很可能會選擇不用電影音樂。“考慮到觀眾和投資人,還是妥協了一點,會用一小部分音樂。但是我也對音樂反復說,要學會隱藏。”

       一個劇組七八十人,運作起來難免有糟心的事情,但松太加從不在拍攝現場發火。“見過很多導演現場罵得很厲害,用這種氣來鎮住片場,當時我就在想,如果自己做導演,一定不要變成這樣。”

       在松太加看來,創作應該是一個養心事情,因為創作大發怒火就背離初衷了,不如不做這個事情。“年輕人是在錯誤中成長,天大的事兒已經發生了,去指責不如去解決問題。遇到過年輕人犯錯后緊張得直發抖,我對他說沒問題。我會鼓勵年輕人。”

       一個將一個“拖下水”

       有人說,2006年萬瑪才旦《靜靜的嘛呢石》的出現,宣告了中國藏語電影的誕生。也有人將十多年來藏地優秀影片涌現這一現象,稱之為“藏地新浪潮”。

       松太加認為,藏地影片的概念其實很難界定,按照導演、題材或其他標準去界定,會出現不一樣的答案。“我在北京拍一幫藏族年輕人的故事,他們日常生活中用的都是漢語,算不算藏地電影和民族電影?這很難定義,所以我不感興趣。我就是我,我們就是我們,沒必要歸類。”松太加還表示自己好奇心比較強,有機會還有可能嘗試類型片,或者漢族、內地題材。

       不過,自萬瑪才旦以來,藏地導演群逐漸顯現是不爭的事實,松太加、拉華加等導演先后脫穎而出,電影錄音師德格才讓也在轉型導演中,他的第一部電影將于年底開拍。

       更難得的是,12年中,幾位導演創作的藏地影片不僅形成了一定數量規模,質量更是上乘,屢獲國內外電影節獎項。這種現象足以引起各界的關注與重視。

       這群導演的出現很有意思,用松太加打趣的話來說,是一個將一個“拖下水”。幾人中,萬瑪才旦是最早跨入電影門檻的。2002年,萬瑪才旦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學習,松太加當時正供職于家鄉的文化局,萬瑪才旦就鼓勵他也來北京電影學院學習。

       “我當時還不知道去學啥,萬瑪才旦說你就去攝影系吧,正好我們以后可以搭班。”松太加到北京電影學院后,先是跟著萬瑪才旦在文學系蹭了一年課,又在攝影系進修班待了一年。這個時期,整個學院就他們倆是藏族學生。

       同樣喜歡電影的德格才讓,則是被松太加“拖下水”的。基于將來搭班的策略,松太加和萬瑪才旦將他“安插”到了錄音系。德格才讓后來包攬了萬瑪才旦和松太加許多電影中的錄音和音樂。

       拉華加則又是被萬瑪才旦“拖下水”的。最早,拉華加便是從萬瑪才旦的作品開始接觸電影,“北漂”期間認識萬瑪才旦后,聽從其建議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繼續教育學院,成為導演系的一名學生,后在萬瑪才旦的電影《塔洛》中擔任副導演。拉華加的長片處女座《旺扎的雨靴》由萬瑪才旦擔任監制。萬瑪才旦可以說是拉華加在導演之路上的老師與伯樂。

       松太加和萬瑪才旦的電影之路鼓舞了很多藏地年輕人。“我收到很多年輕人的私信,他們都有電影夢想。有時間我都會盡可能跟他們溝通,只要他們需要,我的所有經驗都愿意用心跟他們說。”松太加說。

       對于短短十余年來形成的藏地電影群崛起這一現象,松太加表示,這可能跟環境有關系。“我們在藏地壓力沒那么大,不用為生活、為房子發愁,心態比較平和。一個作品出來,就像一棵植物的生長,自然地開花結果。相對而言,這邊的導演面對浮躁的市場,壓力大了很多,少有額外時間去思考更多問題。我跟他們談人文,他們會拿那種‘你是不是腦子進水了’的眼神看著我。”

       在松太加看來,市場轉型期行業誘惑多,創作者受到影響是不自覺的。“如果每天泡在這個環境中,我可能也會被吸引,在老家就能天馬行空地思考。”

       “在目前的影視市場,導演很像一個包工頭。我認識很多導演,經常要面對投資人,很多精力放在了應酬和公關上,無法全情投入創作。”松太加說,創作他不怕,這種應酬是他最怕的。

       雙腳踩地

       經常被年輕人問到要怎么進入電影圈,松太加坦陳自己毫無關系,也從來沒有主動找過誰。“《太陽總在左邊》是被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師選送到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我從電影節回來,剛到北京機場,手機一打開就收到十幾封郵件,全是電影節的邀請。所以,只要片子好,就會有人找上你。拍一個短片也行,現在的手機比伯格曼用的機器都好多了。”

       松太加說,目前的大環境對新導演是友好的,各大電影節會照顧有潛力的年輕人,第一部作品、第二部作品拿到的獎金也是最豐富的。

       雖然《阿拉姜色》票房不理想,但在松太加看來,市場對藝術片在逐漸變得友好。“觀眾口味變了,不再是天天看爆米花電影,慢慢的開始欣賞一些藝術電影。《河》在日本放了一年,每天一場,人不多,頂多三四十個人,但細水長流。國內目前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藝術院線(注:指專門放映藝術片的院線),但應該很快就會有了。”松太加說。

       在創作中,松太加始終袒露真實的自己,就如他的微信簽名“雙腳踩地”,用了很多年了,告訴自己不要飄起來。他說,創作上自己一個鏡頭都不會投機,至少在自己知道的情況下不會投機。

       如今,每次回老家,他的朋友們都已經開始討論退休工資問題了,不過做導演沒有退休這一說,松太加說,他羨慕歐洲那些年紀大的導演,心境那么平和,到老都在產出經典。

       “年輕時以為電影就是生命,現在覺得電影什么都不是了,放松了。”他說未來會放緩腳步,多留時間陪一陪家人。“突然之間女兒都要高考了,我都不知道自己陪過她多少時間。母親也60多歲了,我也不知道能陪她幾天,每次一回家她就先問我‘這回能呆幾天’。電影老了還能拍,但家人等不了,媽媽的陪伴、孩子的成長倒不回去。”

       或許,對松太加而言,人生,才是那部真正的電影。